2024年12月3日的韩国政变： 背景及其对民主的启示
天邻智库顾问委员会成员，维也纳大学教授鲁迪格·弗兰克（Rüdiger Frank）
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实行戒严。此举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原因。并没有发生来自朝鲜的攻击，也没有因长期的示威、全国范围的罢工或自然灾害导致公共秩序的崩溃。因此，很难不将这一行动视为政变，尽管它是由现任总统发起的。尹锡悦表示：“我宣布戒严，是为了保护大韩民国免受朝鲜共产党势力的威胁，立即铲除那些剥夺我们人民自由和幸福、支持亲平壤及反国家势力的无情力量，并保持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意识形态基础
这种政治术语的选择是基于何种考虑，当它与总统宣布戒严相联系时，韩国人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
无论是在尹锡悦政府治下，还是在他之前的政府时期，“反国家”与“亲朝鲜”或“亲共产主义”的混杂在韩国都有一定的传统。早在大韩民国成立之前，韩国军方就以反共产主义的名义在1948年对济州岛进行了大屠杀——这一事件在几十年间基本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在独裁者、曾任日本殖民时期军官的朴正熙领导下，以及1979年之后全斗焕将军转任总统后，残酷的镇压反对派大多依赖全国范围的戒严。尤其刻在韩国集体记忆中的，是1980年5月军方特种部队在光州镇压民主示威者，致使数百人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在国际奥委会将1988年夏季奥运会授予韩国的几个月前。
反朝鲜的反共产主义长期以来是韩国身份的核心支柱。这部分是因为，与北方的精英阶层不同的是，韩国的精英阶层中许多人由于在1945年之前与日本的密切合作，几乎无法以反殖民主义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在实施反共产主义信条时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和激进。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接受过社会主义理念的韩国人，如果被贴上“红色”（ppalgaengi）标签，也可能意味着事业和社会地位的终结，甚至可能更糟。
正如我的同事丹·古吉恩（Dan Gudgeon）在他近期的研究中所指出，韩国的民主化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与克服“红色”污名密切相关。独裁政权成功地将任何反对派定性为亲朝鲜势力，这一做法持续了多年。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全斗焕的独裁政权直到1987/88年才被推翻，最后一位前将军在1993年才离开总统职位。与其他案例比如德国统一类似，跨越深刻的社会分裂通常需要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甚至有猜测认为，尹锡悦几周前故意向平壤发送无人机，以挑起朝鲜的军事反应，然后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其定义为侵略行为，将这一事件重新框定为国家安全危机，从而为实施戒严提供理由。今年早些时候，尹锡悦的亲密盟友包括国防部长金龙显等曾面临指控，现在这些指控正在被重新审视。据报道，金龙显曾考虑利用戒严来镇压反对派。
为什么？
戒严在不到六小时后被解除。事后看来，这一戏剧性的时刻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如果不是许多韩国人果断采取行动，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大不相同。
大多数议员在军方完全控制国会大厦之前，迅速赶往位于首尔的国会大厦。虽然军方执行了总统的命令，但视频画面显示，他们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没有开枪，与示威者和议员的身体冲突也仅限于一些小规模的扭打。尽管对于是否允许继续报道充满不确定性，媒体仍然保持客观并持续报道。
关于尹锡悦动机的猜测也延伸到了外交政策和国际动态层面。无论如何，尹锡悦在2024年12月提出“亲朝鲜政变”的阴影，具有悖论意味——这发生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韩国为外国，并且统一不再是目标的一年之后。
因此，真正的原因主要可以在国内政治中找到。原因清单很长：从针对总统妻子的腐败指控，到总统支持率的历史性低点——在11月初，尹锡悦的支持率跌至17%的低点。甚至有人提到，可能是由于身边带有激进倾向的顾问的影响，导致总统的行为出现醉酒或与现实脱节的情况。
然而，一旦事实真相完全揭晓，最普通的动机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最为重要的。反对派最近凭借议会多数席位，严格限制了总统的预算计划，并且针对政府官员和尹锡悦本人的弹劾程序也在酝酿之中。完全出于国内动机并且试图中立反对派的解释，从政变明显缺乏专业准备这一点上得到了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前检察官和政治局外人的、越来越感到沮丧的尹锡悦只是希望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最终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施政，而不再受到任何阻碍。
后果
目前距离宣布戒严不到48小时，预测这一事件的后果仍然十分困难，特别是因为这一过程仍在发展中，任何方向的新进展都有可能出现。然而，首先必须称赞韩国的民主制度，它成功地在这一危机时刻维护了主权。
通过这一事件再次彰显的是，尽管韩国一直努力解决并克服其充满创伤的历史，但它仍然是一个高度极化的社会。自从我在90年代初开始研究韩国以来，我多次遇到用来描述韩国社会内部深刻的意识形态裂痕的“南南割裂”（namnam galteung）一词。
韩国对朝鲜的立场问题如今重新获得了关注。近年来，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邻国和统一问题兴趣不大的观点在韩国广泛传播。专家们始终警告不要盲目接受这一假设。尽管在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中，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常常排在经济或教育体系等问题之后，但当前的危机显然表明，这一话题只是暂时退居表面，并未真正消失。
根据局势的发展，韩国的不稳定风险尚未完全消除。尹锡悦可能会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并将被迫结束戒严解读为他所警告的亲朝鲜势力在韩国的强大力量的证明。
这场韩国的国内危机可能被朝鲜利用，尽管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朝鲜有此意图。首尔距离朝韩南北分界线仅70公里，朝鲜军队驻扎在边境地区。从技术上讲，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首尔。希望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可怕的幻想，但考虑到此次突如其来的政变，即便是韩国政治圈内的人，也很难断言一切都会按常理发展。
至少到目前为止，平壤方面尚未做出官方媒体回应，这从乐观角度看，可以解读为一种有意的克制。或许金正恩只是静观其变，观察位于三八线南侧的敌人如何自我削弱。在安全领域，关于此次事件对美日韩三国联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讨论已经开始。这一联盟的官方目标是应对朝鲜，而实际上也可能是针对中国。
教训
局势的平静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了解事实经过。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尹锡悦依赖极化的意识形态和充满仇恨的修辞，这应当引起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警觉，并促使我们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正如孔子所说 ，这一反思应从我们使用的语言开始：我们是应该使用“政治对手”还是“国家敌人”？是使用“叛乱者”还是“暴动分子”？是使用“自由斗士”还是“恐怖分子”？
我们常常听到，民主制度主要基于某些价值观。然而，这些价值观可能会被腐化和滥用。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果断和有意识地坚持下面的原则：即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韩国的例子再次表明，将对这些价值观的真正或感知威胁作为借口来限制自由是何其简单——而自由恰恰是这些价值观的核心。
我们民主制度的强大不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或正确性。我们民主制度的强大在于它对共同商定规则的坚持，这种坚持必须是根本性的，而非选择性的：法治，而非“法律统治”——特别是在困难时刻这一点尤为重要。
让我们将韩国的戏剧性事件视为对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可能带领我们走向何方的警示。但也让我们看到这场迅速且没有血腥的戒严的结束是一种希望的象征，是基于规则的民主战胜民粹主义、理性战胜仇恨、克制战胜鲁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
鲁迪格·弗兰克（Rüdiger Frank）教授是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他在该系创立了一个关于东亚经济与社会（EcoS）的英语授课硕士项目。他同时是天邻顾问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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